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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2016年8月，以“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为标题，苏州美术馆主办的“首届苏州文献展”在苏州美术馆、苏州丝绸博物馆、颜文樑纪念馆、吴作人艺术馆、朴园、双塔等处同时开幕，试图展开一种以苏州为视点的世界历史叙述。对笔者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向1937年“吴中文献展”致敬，这既是此次沿用“文献展”这一名称的缘起，也使得1937年的历史底片在今天得以显影。
从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到2016年的“苏州文献展”，多重时间的曝光——时间的断裂、重叠和接续，光影摇曳，在历史文本中投下或明或暗的重重黑点。包罗吴中文献展在内的20世纪30年月系列文献展，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掘客的历史影象。从某种意义上说，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是对地方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一次大规模重新整理，这样一个总结性姿态在20世纪战火威胁下泛起，是一个极有意味的事件。作为一个“向后看”的举动，它却是对时代的峻急回应。
历史的火车在隆隆前行，车厢里看到的风物却不停后移，这就是文化守旧主义在中国进场的景观——一个前行与退却的视觉错位。站在2017年，回望1937年，新与旧叠印其中。
历史的显影液下，浮现出近代文化守旧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相互建构的时代底色。二、30年月文献展：“救亡”与“守旧”的双重奏“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1920年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之篇首语录，被征引为吴中文献展的宗旨。1937年，全面抗战在即，张元济等整理国故的巨制《四部丛刊》在这一年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终止。
稍早，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张元济耗经心血开创的“亚洲第一图书馆”之东方图书馆，包罗宋、元、明、清版本的珍本善本在内的46万册图书尽毁于日本战火。一起葬身火海的，另有鲁迅翻译的附有苏联木刻版画的《铁流》梓版。这一无法弥补的文化浩劫，成为一代文人的精神创伤。从“一•二八”到“八一三”，是30年月文献展无可回避的历史配景。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焚毁，警醒与论证了文化与国运的关系。国破之际，重整家当、收拾旧文化、共赴国难，自江南文化重镇开始，势所一定。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吴中文献展主持人蒋吟秋在《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引言中疾呼：“盖金石器物，动思古之幽情;图象史传，兴齐贤之景想。
举凡会中所陈，难道先贤往哲精神之所寄托，俱足令人奋勉淬砺，发扬光大，以扶持正气，挽救民族”。以文献展的方式救亡图存，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图书馆、博物馆开始饰演重要角色。吴中文献展并非伶仃。之前有1936年的嘉兴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1937年的上海文献展览会、淮海文献展览会、漳州文献展览会、建瓯文献展览会以及察哈尔文献展览会，1940年在香港举行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等。
另据冯天瑜回忆，其父历史学家冯永轩1942年—1945年在安徽学院任教期间，在极其难题的情况下还计划举行文物展，以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此均可列为此一波潮水之余脉。文献展体现国家意旨。
浙江省教育厅下令省内各县举行文献展览会，并给予一定的资助，1936年11月1日—18日举行的浙江文献展与1937年举行的吴中文献展，均与此相关。前者主导是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历史学家陈训慈(陈布雷之弟)，他在《浙江文献展览之旨趣》中申明“承袭浙江省教育厅之意旨”，并论述了四概略点，划分是：征集乡贤之著作、发扬浙江之学风、整理地方之文献、推进爱乡爱国之精神，最后一点是旨归：【爱乡爱国，其源一揆，内外相维，谊无偏废。
浙人士素笃梓桑，亦唯吾浙人文之最有系于民族之安危生死。……清季革命之役，克奏肤功，亦多两浙英雋之舍身成仁，咸以文字鼓其成焉。此次展览，周爰咨询，间关征访，于此类有关表章往哲，道扬民心之文献，尤三致意，举凡革命先烈暨功在邦国之时贤，尤努力蒐求其遗传遗书遗物，区区微尚，岂第在表彰一省之人物，要期张此伟大磅礴之气，使浙人以至举国志士咸闻风而起耳。
良以值兹国运方艰，外侮孔棘，此爱乡卫国之精神，自尤应发扬以宽大之于全国，愿览者细察深省，以期知往策来之效，毋徒以朱墨纷披，存迷恋往古之感，蹈玩物丧志之讥也。】内忧外患之际，救文化于即坠，把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民族安危建组成一个统一的叙述，以文化学术继往开来、救亡图存。
陈训慈这一夫子自道，也预示了他在抗战之后，变卖家产，流离失所中舍身救护杭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宁波天一阁珍本善本古籍的后事。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陈训慈把现代公共图书馆作为开启民智之“教育文化的原动力”，“挽回民族劫运的主力军”。其主导下的浙江文献展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浙江文献展展品六千余种，二万多件，观众近八万人，盛况空前，也奠基了之后30年月文献展的基本格式。正如柳诒徵在《浙江文献展览开幕致词》中的分析：“时艰日棘，来轸方遒，仆愿观斯会者，持吾言以为剑臬，益恢先哲之志量，兴我中原，又我亚洲，则斯会之影响，岂徒域于一省一地已哉?”自此，这一模式迅疾在全国复制、延伸。顺便说一句，今天对文献展的重新掘客研究，多数定位在地方认同、市民认同的框架下，忽略的正是通过地方认同抵达民族认同的关键历史动因。
国家危亡之际，地方认同只有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有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文化守旧抵抗浊世之劫，文献展是文化守旧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联合的一次重要突围。陈训慈界定的浙江文献展“举凡本省方志、乡贤著作、旧刻书版，既为蓄意蒐访，复以余力从事考撰宣传之役”，也正是1937年(1月20日—3月1日)吴中文献展遵循的模式。
很快，柳诒徵在《吴中文献展开幕词》中再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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